編按：作者近藤大介於2009~2012年間派駐中國，擔任講談社（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而中、日、台、朝鮮半島四地，對他都有特別的意義，自述日本是他心中「最溫柔的部分」；妻子是中國人，因此中國成為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親在台北出生，近藤從小聽母親，外祖母細數台灣的美好回憶而長大，台灣是「母親的故鄉」。 近藤大介現居東京，擔任講談社的《現代週刊》副總編輯；並在明治大學兼任講師，教授東亞問題，專注在中國、朝鮮半島研究上。並為中國的《看天下》、《經濟觀察報》，韓國《中央月刊》等媒體撰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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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語言

當然，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現狀。要是換成能夠做出合理判斷的中國人，他們一定會想：既然已經找到了病因，那只要盡快治病，不就得了。

但是，問題絕對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逃避責任」的人生哲學已經成為日本人的核心思想，已經深深地印在日本人的DNA上。所以，這個極度麻煩的問題很難在一朝一夕之間解決。

下面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其一，日本人自古以來說的日語就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語言。在中文的句子中，「我」、「你」、「他（她）」等主詞一定會出現在句首，所以中文是一種「主體性語言」。而與此相對，日語是一種「客體性語言」。

從二○○九年到二○一二年，我一直在北京的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在那段時間，我經常翻看中國公司的董事會會議紀錄，以下這類記述出現的次數很頻繁：

「A董事長和B總經理批准了C議案。」

這句話說明A董事長和B總經理對C議案負有完全責任。

但是，在日本公司的董事會會議紀錄中，卻經常出現這樣的表述：

「C議案獲得了董事會的批准。」

批准議案的是A董事長還是B總經理，還是與會的全體人員？透過這樣的記述根本無法判斷。乍看之下，好像全體與會人員都是負責人，可是實際上卻是「沒有人對C議案負責」。

在北京工作期間，我曾經多次擔任日、中商務談判的翻譯，並從中深切體會到：在這樣的翻譯過程中，最難處理的就是日語中特有的「逃避責任」的表現。每當日、中雙方的代表對桌而坐的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無限迴圈式」對話：

日方董事長：向您通報一下，與貴公司的合作專案已經得到了本公司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也就是說，董事長您批准了，對嗎？

日方董事長：專案是由本公司的董事會批准的。

中方董事長：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會的最高負責人，所以專案還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長：應該是得到了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難道，董事長您個人是持反對意見的嗎？

日方董事長：我只能說，是本公司的董事會批准這個專案。

就在這樣「兜圈子」的過程中，中日雙方的代表都逐漸變得急不可耐了。在中方看來，眼前這位日方的董事長好像沒打算遵守合約；而日方也在心裡嘀咕，中方的董事長竟然說出這麼奇怪的話，難道是有意違反合約中的規定？

其實，在日中商務談判中，「雙方圍繞價格問題展開激烈的爭執」才是最正常的狀態。假設一家中國公司準備購買日本公司的精密設備，日方當然希望以盡可能高的價格出售，中方自然希望以盡可能低的價格購入。如果換成日本公司從中國進口蔬菜，情況就完全相反—對於翻譯人員來說，要是遇到了這種直接了當的談判，工作量看似很大，但實際上卻很輕鬆。到最後雙方意見達成一致、握手成交的時候，翻譯人員也會為自己承擔了這份工作而感到高興和欣慰。

但是，萬一遇到剛才那種「圍繞著董事會而展開的日、中談判」，翻譯人員可就要頭痛了。由兩國間的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衝突，不但會在與商務談判無關的其他方面產生，而且還有可能會對談判造成極大的影響。

所以，每當日、中文化差異將談判拖入危險的僵局時，感覺最痛苦的就是我這個翻譯。一方面，我會遭到日、中雙方的攻擊：就是因為他翻譯得不好，談判才會變得如此混亂；另一方面，我又不可能在談判桌上滔滔不絕地向雙方的董事長解釋日中文化的差異。這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當然，如果日、中某一方的董事長在平日裡和我的關係非常不錯，我就會從中打圓場，告訴他「中方這麼考慮，其實也沒有什麼惡意」，或者「日方也就是嘴上說說而已，不會對合約造成很大的影響」，這樣就避免了無謂的衝突。

但是，如果談判雙方是我第一次見面的董事長，我就只能說「我沒有譯錯」。另外，根據我的經驗，在翻譯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日方的動態。這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較「大度」，而日本人比較「小器」。

 

「如此完美地逃避責任，果然是專業人士！」

有一次，我邀請一位「久經戰陣」的翻譯朋友吃飯，順便和他聊了讓我倍感困擾的「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翻譯問題」。因為他曾經多次擔任日、中首腦會談的日方翻譯，所以我覺得他一定能給我一些不錯的建議。

結果，他這樣回答我：

「正如你所說的，令我們這些做日本人翻譯的人感到最頭痛的，就是『翻譯的責任』。所以，我會時刻提醒自己，要做一個『不會被追究責任的翻譯官』。而不想被追究責任，最好的方法就是『盡全力把發言人的話忠實地翻譯出來』。只要做到了這一點，即使雙方會因為生氣而導致談判破裂，責任也不會歸結到我們翻譯的身上。」

原來，在日本的翻譯界，大家最先考慮的也是「逃避責任」！後來，他又舉了一個例子，向我說明翻譯人員逃避責任的重要性。

「在一次日、中首腦會談中，患了輕微感冒的日方首腦突然打了一個噴嚏。我立即翻譯剛才的聲音是打噴嚏的聲音。沒想到，會談結束之後，那位日本首腦竟然專程走過來，握著我的手說：『你翻譯得太好了！』其實，他向我表示感謝無非是因為我連他打噴嚏都翻譯出來了。政治家原本就是一些對他人疑心很重的人，但是，當得知我翻譯了他打噴嚏之後，他就會覺得『啊，那個男人一定原原本本地翻譯了我所有的話』。所以，翻譯人員必須要遵守這樣的行事法則，以逃避責任！」

聽完了他的話，我不禁由衷地感歎：「如此完美地逃避責任，果然是專業人士！」但是與此同時，我的心中仍有一絲困惑揮之不去。就連打噴嚏都翻譯出來了——在日本政治家看來，這樣的翻譯官的確值得信賴。可是，對於這樣的翻譯，參加會談的中方代表又會作何感想呢？他們會不會覺得十分費解：「日本這個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所以，上文中提到關於日本總經理的事情也是相同的道理——日本民族這個「逃避責任」的最大缺點讓日本人吃了大虧。

再繼續說點關於「日語」的事吧。日語是一門逃避責任的語言，那麼到底是日語讓日本人變得逃避責任，還是原本就逃避責任的日本人發明了日語呢？這個問題似乎和「雞生蛋，蛋生雞，哪個在前，哪個在後」的問題如出一轍。

 

日本人「逃避責任」的歷史由來已久

我認為，為了逃避責任，日本人從古代就開始持續發明模棱兩可的日語語法。在距今一千年以前，一位名叫「紫式部」的日本女性寫了小說《源氏物語》，全書共計五十四卷，是一部以皇太子「光源氏」為主角、描述日本宮廷生活的長篇小說。同時，這部小說也被譽為「日本古典文學的最高傑作」。

但是，在這部長達五十四卷的《源氏物語》中，所有的句子竟然都沒有出現主詞。所以，讀者只能根據上下文，以及敬語的使用情況來推測每篇文章的主體是誰，每一段對話中的說話人是誰。

雖然這樣的寫作方法讓人摸不著頭緒，但是《源氏物語》這部小說無疑證明了，在古代和中世紀，日本人缺乏「主體」這樣的概念—對於生活在那些時代的日本人來說，「某事被做」比「某人做某事」更為重要。同時，這部小說也證明日本人「逃避責任」的歷史由來已久。當然，對於日本人來說，《源氏物語》能夠像中國的《紅樓夢》那樣描繪出一幅奢華絢爛的宮廷畫卷，這就實屬不易了。

 

 

【本文選自此書】

台灣的兩面鏡子：從中國、日本缺什麼， 看台灣如何加強競爭力

作者： 近藤大介
譯者：泓冰
出版社：野人
出版日期：2014/07/30
ISBN：9789865723019

【本書特色】

中國比日本自由？台灣人染上「日式癡呆症」？
為什麼鴻海崛起、夏普沒落，Uniqlo和鼎泰豐大受歡迎？

什麼樣的台灣服務讓人被騙也甘願？中國老闆的致命傷是什麼？
為什麼台灣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中國只能追上日本90%的技術？

◎觀察中、日企業文化：
中國擁有龐大的資金，為何技術尚無法超越日本？
中國的百人公司，為何每次都要招募至少30個員工？
日本企業的新提案，為何往往胎死腹中？
中國老闆的致命傷是什麼？

◎從宏觀角度分析中、日國力此長彼消的原因：
中國宛如戰國時期，年輕人勇於嘗試、單打獨鬥、追求成就感。
日本高齡化社會，資金、職位多為老人持有，年輕人沒有發展機會。
中國是大陸型國家，因地緣政治的關係，始終保持洞悉國際局勢的能力。
日本是島國，缺乏廣闊的視野，一味追求和平，形成封閉型社會。

◎從中、日各有的缺失，綜合分析台灣競爭力與改進空間：
台灣優點：隨機應變、馬上行動；女性在社會上活躍的程度與男性相同；具有體貼入微的服務精神
台灣缺點：宣傳能力不足，不利於經營國際品牌；擅長複製外來事物，但缺乏脫胎換骨的能力；對外界變化缺乏危機意識的島國性格

【推薦文】

「日本病」值得參考

朱文清（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顧問兼台北文化中心主任）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奉派到日本服務，到現在總共來回五次到日本工作，總計在日本停留超過二十年，看過日本高度成長的盛況，也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崩潰，銀行倒閉、整併的金融危機。

在台灣沒有捷運及高鐵的年代，看到地鐵跟新幹線都好羨慕。日本電車準時且班次密集，尖峰時間每二到三分鐘就有一班地鐵，大家排隊上車，井然有序，車站及車內用敬語的日語廣播，讓我感覺這個國家與我們真不一樣。

有一次陪家鄉一位長輩從她的旅館搭電車到我住的便宜榻榻米公寓，一進門她就說住日本真好，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在電車上看到日本人有禮貌，講話用敬語（她懂日語）聽起來很舒服。

後來因為工作關係，我經常陪台灣的記者採訪日本各大公司，對日本公司上下一體的團隊精神及高度效率深深佩服。那時豐田汽車就採用所謂的「看板式」生產方式，用Just in time的方法減少庫存、等待、運送，及不良品等高效率管理方式，到今天豐田汽車已成為全球唯一年產超過一千萬輛的大車廠。

當時有位台灣女記者一直與日本記者爭辯為何日本人那麼有共識（consensus），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日本記者敏感地聯想到共識就是像戰前軍國主義一樣全民動作一致，於是努力撇清說沒有什麼共識不共識；但台灣記者只是單純想要瞭解日本公司為何那麼有團隊精神，為何那麼願意為公司效命而已。在我看來雙方真有很深的認知差距。

本書作者近藤大介先生中文流利，對中國、台灣雙方瞭解甚深，由於母親在台出生，外曾祖父曾是台北車站站長，對台灣懷有特別的感情，因此，他筆下的台灣很有效率，屬於「馬上行動」的社會。他批評日本許多公司得了「日本病」，上上下下都在逃避責任，錯失良機。中國員工則缺乏團隊精神，而台灣融合中國的中華文明及日本文化，會臨機應變，處理事務非常有效率，在台遇到兩位高階媒體人對他的臨時請見立即回應使他感動萬分。對台灣的誇獎讀者應該會很開心，但是否如此，就請各自解讀。他根據實地工作經驗對中國員工的描述十分精采透澈，台灣的

員工是否也有類似之處呢？讀者應該也很清楚。至於他指出某些日本公司的「日本病」，我認為是作者愛之深責之切，看到那些世界知名強大的日本公司竟然淪落到經營危機甚至要被收購的地步而發出的警語，這部分很值得台灣企業管理階層參考。

我一直認為日本人對國家利益、公司利益向來很清楚，終身雇用制雖然逐漸鬆動，但是「以社為家，以社為榮」的精神仍然廣泛存在。作者以其實際觀察提出的兩面鏡子，就像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相信讀者能從本書獲得很多啟示。